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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国光。摄影 |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董洁旭
郑国光。摄影 |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董洁旭

  如果现在放弃了地震预报研究,我们将注定被后人唾弃

  ――专访中国地震局局长郑国光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|徐方清

  从中国气象局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局长,郑国光的这个职务调整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从“管天”到“管地”的转变。

  从中学时期做气象哨哨长时开始,到后来专业从事气象科研工作,再到成为中国气象局局长,郑国光做了43年气象工作。他称自己是一名被“科普”出来的气象工作者。

  而从2016年12月就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开始,57岁的郑国光又面临被“科普”的过程。上任伊始,他就找了一套系统的防震减灾科普材料放于案桌,他的办公室也增加了一些体现防震减灾文化的元素。

  郑国光在聚焦防震减灾主责主业的同时,也把加强地震科普作为他履新后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在他看来,防震减灾既要靠科技硬实力,也要靠一些“软”工程,科普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希望加强同外界尤其是公众的沟通,提升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。

  “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,提高防震减灾能力。”3月8日,郑国光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。在他看来,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。

  地震预报准确性比天气预报低得多

  中国新闻周刊:对你来说,“管天”和“管地”,哪个更难一点?

  郑国光:从“管天”到“管地”,跨度还是比较大的,挑战也很多。

  以1966年邢台地震为起点,我国进入大规模地震监测预报探索和实践阶段。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也是地震预测预报和相关科学研究,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,增加了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两大任务,形成了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。地震监测预报和气象监测预报的业务是相似的,主要是监测数据、数据诊断、数据加工,最后对趋势进行预测。相比气象局,地震局还有地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,这使得地震局的工作跨度更大,工作内容更加丰富。

  对于地震灾害预防工作,气象局主要提供监测预报服务,灾害预防是各级政府的职责。为什么地震局要做预防工作呢?我国是多地震国家,平均每年发生3.8次6级以上地震,地震预测预报又太难,加之工程防御专业性强,需要有针对性的科研攻关;同时,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社会财富和人口高度集中,破坏性地震造成的损失将成指数倍增,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风险,我们必须加强灾害预防工作。

 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,破坏性地震的救援更加困难,地震局又担负起了专业救援的相关职责。地震局的大门口还挂着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”的牌子。救援这项职能也是气象局没有的,即使是人工干预天气,也主要是提供科研支撑,具体执行在各级政府。但地震救灾方面,包括现场救援、评估损失、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是地震局负责或参与的。

  总的来说,地震局的工作跨度大,我从中国气象局长调任中国地震局长感觉压力很大,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有没有可能有一天,公众也能通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地震预报,或者在气象预报的内容里,也加一项关于地震预报的内容,就像后来气象预报里增加的PM2.5指数一样?

  郑国光:目前地震预测水平还不高,但对社会影响大。地震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,我们能对某些地区、某种类型的地震做出一定程度乃至比较成功的预测预报,但短期预报的准确性还很低,还处于经验性预报阶段。气象越临近越好预报,地震越临近越难预报。地震短期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与天气预报相比,准确性要低很多。

 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科学难题,这是客观现实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探索没有价值。艾滋病、癌症目前都是不治之症,但人类从没有放弃医学上的探索。我们不能以地震预报难为挡箭牌,放弃在科学探索上的努力。曾经人工影响、控制天气的工作效果不好,觉得不可行。但经过多年攻关,目前人工影响天气成功的例子很多,近些年重大活动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比较成功。

  明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,我们将系统总结在地震监测预报、灾害预防、应急救援、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经验教训,加强科研交流,促进我国防震减灾工作再上水平。

  具体来说,一是实现交互式的现代地震预报业务,提高数据服务能力,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和社会、政府需求的互动,全方位满足服务需求;二是结合社会发展和社会关注度,调整地震会商的类型、范围、频次、时段等,提高会商质量与效益;三是加强开放合作,汇聚智慧力量,广泛吸收系统内外专家参与地震会商,加强对外学习交流;四是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,进一步细化会商机制改革方案,落实震情监视的重要责任,强化特殊时段震情保障,不断提高地震预报的整体能力。

  我们必须强化责任,不断研究地震发生规律,一代一代传下去,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放弃了地震科研和地震预报的探索努力,我们将注定在中国地震史上留下骂名,被后人唾弃。我相信未来随着地震科技的发展,人们一定能够掌握地震发生规律,实现精准的地震预报。

  同样震级的地震,在中国造成的破坏可能更大

  中国新闻周刊:人们也经常拿中国的地震伤亡人数和国外对比,比如说:国外一个8级地震导致的伤亡情况比国内发生7级地震时还轻。这种对比是否科学?

  郑国光:中国是气象灾害多发、频发、重发国,也是地震灾害多发、频发、重发国,是造成损失最重的国家之一。从经济损失上看,70%左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气象灾害带来的;但从人员伤亡上说,地震灾害才是自然灾害之首。我国大陆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,占世界大陆面积的6.7%,大约是十五分之一;但整个20世纪,我国大陆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,占全球大陆地震的三分之一 ;这些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,占全球大陆地震死亡总人数的58%。此外,我国大陆地震分布很广,有记录以来,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。

  我国地震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,就是震源深度浅,造成地表破坏程度重。判断地震的严重程度,不能只看震级大小,更要看地震对地面的破坏程度的高低,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地震烈度。地震越大,震源越浅,产生的破坏越大,地震烈度就越高。还有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,大部分地震都发生在海上,波及陆地的破坏力不大。而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第五代全国地震区划图,我国58%的陆地国土面积地震烈度在7度及以上,其中地震烈度为8度的占到18%,防震抗震面积大。此外,我国人口多,集中度又高,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就比较大。可以说,同样震级的地震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国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怎么看公众对于地震工作的一些质疑?

  郑国光:公众对地震工作的质疑和关注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,我很理解。我们希望能够成功预报地震,这样可以避免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。长期以来,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并没有因为地震预报艰难而放松努力,反而更激励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加大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力度。同时,我们要着力于提高地震灾害预防能力和地震设防标准,开展科普宣传,不断提高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全社会的防震意识,避免地震直接和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。

  也要看到,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尽管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努力提高防震抗震能力,但“农村不设防、城市设防标准低”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。许多建筑物的设防标准也还不高,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、能力也还不够,甚至过分依赖于政府投入支持,充分地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提高地震设防能力还不够,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又不断涌现出防震抗震新问题。

  比如,现在城市建筑高层越来越多,疏散逃避更加困难;水库大坝越建越高,蓄水量越来越大,甚至建了许多梯级大坝,这些对防抗地震灾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;高速铁路越来越普遍,客流量大,速度快,地震发生之后的反应时间很有限,一旦遇到破坏性地震,后果不堪设想;还有一个新出现的情况是核电站越来越多,如果核电站的防灾措施不到位或地震设防标准不达标,就有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情况。

  新形势下,国家、社会、人民安全意识越来越强,对防震减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我们地震科技工作者还需要加倍努力、攻坚克难。但我也希望社会公众能理解目前地震预报的能力和水平,理解地震工作,理解地震科技工作者。地震工作者最大的期望,就是能够成功预报地震,最大限度减少地震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。

  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下一步,中国地震局将如何深化改革,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进行防震减灾工作?

  郑国光:最近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,强调防灾减灾救灾要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。为此,中国地震局多次组织学习领会,深入研讨防震减灾工作的社会和市场参与问题。我们必须推进防震减灾体制机制的改革,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和力量,大力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和水平。

  目前,我国的气象装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社会企业研发供应。相比而言,地震装备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,要么是进口的,要么是部属研究所研发生产的。如果把社会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,我相信应用新技术可以为地震行业带来新变化。此外,现在社会公众的慈善观念很强,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会有很多自发的志愿者、自发的募捐,对我们来说,关键问题是如何引导好这些民间行为,把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,提高防震减灾救灾的效率和效益。

  总之,防震减灾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、要求越来越高,但是地震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,怎么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呢?这个矛盾不解决、“内部研发”的思想不解放、惯性思维不改变,要显著提升防震减灾水平是不太可能的,有可能会落后于这个时代,落后于党中央、老百姓的期望和要求。

  思想理念有时候比技术更加重要,当然技术也不能放松。地震部门要变得更加开放、更加市场化、社会化。一方面,我们要深入了解社会和民众的需求,以找到防震减灾工作的切入点。另一方面,我们要利用社会的资源,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,来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能力。这是中国地震局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此前有报道称,作为中国“十三五”期间的重大工程,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即将实施,目前正处在项目立项的最后阶段。这项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?工程建成后,其作用又是什么?

  郑国光:自2009年起,中国地震局就启动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的相关工作。最近,项目可研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。该工程拟在全国建设1万余个监测站点以及相应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业务系统,将在华北、南北地震带、东南沿海和新疆天山中段4个重点区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,在全国形成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。将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实时地震台网,健全我国防震减灾业务体系,为政府部门应急决策、公众逃生避险、重大工程紧急处置提供信息服务,更有效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。

  这一工程也借鉴了日本、墨西哥等国以及美国南加州的先进经验,即在地震发生后,利用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比电磁波速度慢几秒到数十秒的时间,及时发布地震灾害预警,让高铁采取措施减速停车,让核电站进入关停保护程序,天然气管道等生命线工程提前关闭,这将大大减少重大工程设施的后续危险和因灾害造成的损失。另外,该工程有助于提高地震趋势预报能力,当水库处于重点地震危险区,我们会通知该水库减少蓄水,以免地震发生后出现险情。

  解决上述这些问题,首先要提升地震监测能力。当然,国家地震预警工程覆盖面广、技术难度大,尽管以中国地震局为主,但也需要各部门协作。比如,向行驶中的高铁动车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不是单靠地震局可以解决的;向核电站发送地震预警信息,也要靠与核电站的联动。地震部门要力争把地震测得准、报得准,快速把信息传出去,让接收方能及时得到信息。我们要把各行各业对接好,着力形成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、法治保障”的防灾减灾新格局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今年5月,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。这些年来,中国地震局在服务于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上有什么规划和部署?

  郑国光:我们对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。一是帮助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设地震监测台网,提高监测能力;二是开展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地震构造环境检查和震害预测研究;三是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救灾、重建、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。

  在气象局长任上,我就说过,“大气无国界”,现在我要说,地震也无国界。现代科学研究的“个体户”时代已经过去了,已经迎来全球“大合作”时代。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平台,强化地震科学国际合作,充分共享信息、利用资源,加快提升我国地震监测预报科研和业务水平,更好地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。★

  (实习生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)

  本文首发刊载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第797期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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